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從事商品生產、經營的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及合伙經營者的不斷增加，夫妻共同債務，已由過去單純的生活性轉變成生活性債務與經營性債務并存，且以經營性債務為主。

　　夫妻共同債務一般是指夫妻雙方因婚姻共同生活及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履行法定扶養義務所負的債務。一般包括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共同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醫等活動中以及履行法定義務和共同生產、經營過程中所負的債務。將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一方名義所負的債務推定為共同債務，對于保障交易安全，促進財產流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夫妻共同債務的范圍一般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夫妻為家庭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如購置共同生活用品所負的債務、購買裝修共同居住的住房所負的債務、為支付一方醫療費用所負債務;(2)夫妻一方或雙方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所負的債務;(3)履行法定贍養義務所負的債務;(4)為支付夫妻一方或雙方的教育、培訓費用所負的債務;(5)為支付正當必要的社會交往費用所負的債務;(6)夫妻共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所負的債務，這里的共同生產、經營包括夫妻雙方一起共同從事投資、生產經營活動，也包括夫妻一方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但利益歸家庭共享的情形;(7)夫妻協議約定為共同債務的債務。

　　可以看出，夫妻共同債務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法定債務，如夫妻為家庭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因撫養子女所負的債務、因贍養負有贍養義務的老人所負的債務、為支付夫妻一方或雙方的教育、培訓費用所負的債務、夫妻一方或者雙方治病以及為負有法定義務的人治病所負的債務等，這類債務要么為普通家庭日常生活費用常見支出，要么有實物和票據佐證(如治病藥票、學費收據等)，基本能為社會多數民眾所認可，當事人對法院的處理和認定一般沒有異議;另一類是合同債務，如夫妻共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所負的債務，或者一方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經營收入用于家庭生活或配偶分享所負的債務，或者明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大額債務(如家庭建構房、買車等，有實物單據可以作證)，夫妻雙方對法院的處理和認定一般也沒有意見。

　　夫妻個人債務是指夫妻約定為個人負擔的債務或者一方從事無關家庭共同生活時所產生的債務，如夫妻一方未經對方同意，擅自資助沒有扶養義務人所負的債務，夫妻一方實施違法犯罪行為、侵權行為依法應由個人承擔的債務，這些個人債務界限比較清晰無異議。

　　但在現實生活中，對于夫妻共同債務與夫或妻一方單獨所負債務，卻經常讓人難以劃分的情形。例如：夫或妻一方從事經營，另一方明確表示反對，且未享用經營成果，該經營債務應如何認定?又如夫妻分居期間，一方或雙方因種種原因各自負有債務，對該部分債務應如何認定?再如夫或妻一方因個人不合理的開支如酗酒、賭博、吸毒或資助個人親友所負的債務，既非夫妻共同生活或生產的需要，又非共同協商決定，此類債務如何認定?

　　上述債務，形成比較隱蔽，夫或妻另一方又不予認可，加之夫妻矛盾多數基于猜疑和不信任，經營的雙方或一方，往往既有巨額財產，又有巨額債務。同時，從事經營的當事人在經營過程中，往往有合法經營與非法經營摻和在一起的情況，這就給正確處理離婚案件中的這類合同性債務帶來許多困難。在離婚訴訟中，法院對夫或妻一方在經營期間的財產、債務等情況很難查清，夫或 妻異議一方又無法充分舉證，導致人民法院經常依據最高院司法解釋進行“推定”，即“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按夫妻共同債務認定。”該認定充分保護了債權人的權益，卻經常損害了夫妻異議一方(多數情形是婦女)的合法正當權利。

　　2004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婚姻法解釋 (二)》第24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的除外。”即只要是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配偶另一方不論是否知道，不論是否樂意，也不論是否用于共同經營、共同生活，另一方都要承擔連帶清償責任，除非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第三人(債權人)知道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

　　《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將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的方法，雖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保護債權人的利益，也易于操作，但卻忽略了對夫妻關系中無辜一方合法權利的保護，面對復雜的社會現實，明顯過于苛刻，這些給某些居心叵測的離婚當事人提供偽造債務的可乘之機，使婚姻充滿風險，在利益平衡上過于傾向保護債權人，有可能 嚴重侵害了夫妻一方的合法民事權益。因婚姻破裂給夫妻關系中的弱者帶來了一場災難，顯然不盡合理，違背了基本的公平正義。

　　可見，《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加重了夫或妻一方的舉證責任，把本該由債權人舉證“該債務屬于夫妻共同生活、經營所負”的責任，現在一概推向夫或妻一邊，加重了夫或妻一方的負擔，這樣極易誘發夫或妻一方與第三人惡意串通，偽造債務的行為，以達到多分財產的目的，導致夫或妻異議一方對司法公正和法治公平失去信心，甚至對人生失去希望。

　　夫或妻一方對外舉債，本質上屬于合同債務，根據《合同法》規定，合同具有相對性，即意味著合同權利義務只能在合同當事人之間發生，除合同當事人外，任何人都不能享受合同權利，任何人也都不必負擔合同義務。合同相對性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主體的相對性，即合同關系只能存在于特定的主體之間，只有合同當事人一方才能夠向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請求或者提起訴訟;(2)內容的相對性，即除法律、合同另有規定之外，只有合同當事人才能享有合同規定的權利，并承擔合同規定的義務，當事人之外的任何第三人均不能主張合同上的權利，不負擔合同上的義務，合同內容不能對抗第三人;(3)違約責任的相對性，即違約責任只能存在于合同關系的當事人之間，合同關系以外的人不負違約責任，違約當事人應對因自己的原因造成的違約后果承擔責任，而不能將責任推卸給他人。

　　“夫妻有無共同舉債的合意”應當是判斷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債務屬于夫妻個人債務還是夫妻共同債務的基本標準，為體現對夫妻獨立人格的尊重及對弱者(多數情形為婦女)財產權的保護，防止離婚當事人偽造債務，公平厘清夫妻雙方及第三人(債權人)三者之間關系，以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有必要以合同相對性原則為基礎進行探討，對《婚姻法解釋(二)》第34條進行修改，以期最大限度地減少法官斷案時的主觀推定機會，提高當事人對法院判決的認可度和滿意度，構建司法和諧。

　　我國《婚姻法》(2001年)第41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共同財產不足清償的，或財產歸各自所有的，由雙方協議清償;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這是我國現行婚姻立法對處理夫妻共同債務問題的原則規定，任何一方均不能通過約定規避法律，損害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依據該原則，以“共同生活所負債務”為前提，如果對《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推定夫妻共同債務”進行如下修改，司法實踐中出現的上述困惑或問題有可能得到解決，即“夫或妻一方未經另一方書面同意 而單獨對外舉債為其個人債務，該債用于家庭生活和履行法定義務的除外。”其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作用和意義：

　　第一，充分體現《婚姻法》“夫妻應當相互忠實，相互尊重，家庭成員間應當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諧、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的立法原則。

　　現實生活中，由于人生價值不同，結婚動機有可能千差萬別，夫或妻一方有時對另一方從事風險經營明確表示反對或者完全不知情，在事實上又未享用經營收入的，“推定該債為夫妻共同債務”，從利益平衡角度上講也是缺乏直接證據支持的。“夫或妻一方未經另一方書面同意而單獨對外舉債為其個人債務”的規定既體現了債權人(第三人)對夫妻雙方的平等尊重，也是保護自己權利的一種重要措施，降低將來實現債權的難度，還可以促進夫妻之間加強溝通，為維護 弱勢群體(多數情形時婦女)的合法權益，構建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創造外部條件。

　　第二，簡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減少法官斷案時的主觀推定機會，降低訴訟程序應用層面上的不確定性，提高當事人對法院判決的認可度和滿意度，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

　　從某種意義上講，訴訟過程就是一個當事人舉證和法院審查判斷裁決的過程，由于有些債務形成比較隱蔽，情況復雜，年代久遠，既有“是否存在、數額大小”的客觀性問題，又有“是否合法”的是非性質判斷困惑，異議人基本上無法充分舉證，導致法院基于推定而產生的裁判經常缺乏說服力，社會矛盾得不到化解，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立。“對夫妻共同債務性質作事前證據確定”，符合民事證據規則的要求，完全可以簡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減少法官斷案時的主觀推定機會，降低訴訟成本，消除訴訟當事人對實體結果判斷的不確定性，讓心術不正的當事人無空可鉆，切實維護夫妻關系中弱者的民事合法權益，實現司法公正。

　　第三，順應了“尊重人權、保障個人合法權利，弱化身份關系，強化財產關系”的民事規范發展趨勢。

　　在司法實踐中，如何維護弱者的合法權益，是衡量一個社會是不是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行為人只對其自身行為和其知悉并認可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此乃法學常識，平等保護債權人與夫妻雙方各自的合法權益同等重要，不應有先后輕重之分。當夫妻關系出現危機時，隨著夫妻感情破裂程度的加深，夫妻權利義務的實際履行遭到的破壞程度也愈加嚴重，與之相適應的夫妻共同財產關系也逐漸瓦解，在此期間“夫或妻一方所負的債務全部按共同債務對待”顯然不符合“尊重個人權利、弱化身份關系、強化財產關系”的民事規范發展趨勢，給社會穩定也帶來了隱患。

　　眾所周知，法律規范(包括司法解釋)具有預測作用，人們可以根據法律規范來合理地作出安排，事先知道未來風險。而在離婚案件中經常出現“一樁短暫(痛苦)的婚姻，一筆說不清的巨額債務”的現象，足以讓有關婚姻當事人對法律規范的預測功能產生懷疑，甚至對婚姻產生恐懼。將司法解釋“對夫妻共同債務性質作事后推定”修改為“對夫妻共同債務性質作事前證據確定”，既可以減少法官斷案時的主觀推定機會，提高當事人對法院判決的認可度和滿意度，解決俺就愛你性質和處理結果的不確定性問題，體現法律規范對社會關系的引導和預測功能，又可以充分平衡夫妻雙方和權利人(第三人)三者利益關系，避免出現“夫或妻一方當事人因一樁不幸的婚姻關系而在經濟上又陷入事先無法預測的巨額債務災難性局面”的情形，維護夫妻關系中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有利于構建和諧穩定的家庭和夫妻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