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律師網：沈輝律師

　　一、案情

　　史生訴稱：其父親于1990年12月21日與郭女士領取結婚證同居生活。父親與已故妻子婚后生育2名子女。2008年1月起，父親患腦淤血半身不遂入院治療后出院，經確定評殘為肢體殘二級，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腦神經障礙，語言表達受限。郭女士從2009年患膽結石，腿部疼痛，行走障礙，對史老漢無法照顧。考慮父親身體病殘，2010年1月20日經村委會干部參與調解，其與郭女士就父親監護問題形成一致意見，并簽訂《協議》，約定父親由其監護，照顧終身。現郭女士與父親雖夫妻關系存在，但其無法履行應盡的妻子責任，還不時引發家庭矛盾。為維護父親合法權益，解除老人后顧之憂，故起訴請求判令史老漢由其監護，生活起居一切由其負責管理、履行監護職責，其他人不得干涉。

　　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十三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修改稿）》第六條的規定，對已年滿18周歲、不能辨認或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包括癡呆癥人），可以被認定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盡管法律對此規定較為籠統，但能夠明確行為人的民事行為能力以其精神狀態為判斷標準，即行為人能否作出行為選擇并清楚其選擇的后果。

　　本案中，史老漢意識清楚，能夠自己作出行為選擇，并明白其行為后果，其精神狀態是健康的、健全的，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史先生的起訴，沒有事實基礎，故裁定駁回史先生的起訴。一審裁定作出后，原、被告雙方均未上訴。

　　二、相關法律問題

　　根據相關規定，只有當行為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時，才需要為其設定監護人。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史老漢因為患病，語言、行動均受到限制，在此情況下，其兒子是否可以主張監護權。

　　（一）法律對于監護權的對象——被監護人定義滯后

　　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及《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修改稿）》之相關規定，對于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僅在患有精神病或者癡呆癥、且不能辨認或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才可以被認定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很明顯，精神病人或癡呆癥人在語義上具有偏貶義色彩，作為法律術語并不適當，也是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是一種語言歧視。

　　2、法律對于醫學上的植物人，或因病導致無意識或者大部分意識缺失的病人，并未規定為監護權的對象。司法實踐的做法是以當事人的心智健全與否為判斷標準，即當事人有沒有判斷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知不知道其行為后果。但這顯然是司法基于立法目的的一種擴大解釋。

　　此外，公民因患病導致一段時間內意識缺失，利害關系人是否均可以向法院請求確認該公民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法律對此并無具體規定。法官認為，認定公民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事實基礎還應該包括這樣一種當然事實，即該公民意識缺失狀態應該保持在一段相當時期內、持續的狀態，且該判斷應有醫學、心理學上的診斷。本案中，史老漢因手術導致行動不便、意識不清，但法院調查能夠確認，史老漢現處于恢復期，且現在意識比較清楚，能夠作出判斷，不符合認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條件。

　　（二）剝奪監護權缺乏立法及司法的支持

　　現行法律對變更監護權作出了相應規定，對存在多個監護權人的前提下，對不利于被監護人的監護資格的取消也作出了相應規定。但取消監護資格是否等同于剝奪監護權，有待立法明確。

　　《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修改稿）》第１０條規定，監護人的監護職責包括：保護被監護人的身體健康，照顧被監護人的生活，管理和保護被監護人的財產，代理被監護人進行民事活動，對被監護人進行管理和教育，代理被監護人進行訴訟。可以看出，監護權雖然從字面上規定為一種權利，但從監護權的內容來看，歸屬于一種義務、責任更符合監護權應有之義。因此，按照我國法律的相關規定，即使取消監護資格的同時，法律仍要求負有贍養、撫養責任的當事人履行相關義務，否則當事人從被取消監護資格反而獲得利益是不符合立法意圖的。

　　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當事人訴求監護權表面上或者說形式上，表現為公民爭相履行義務，但實質上當事人主張的是監護責任背后隱含的權利，即對被監護人的代表權，對被監護人財產的處分權等等。本案也正是此一爭議的典型案例。筆者認為，我國法律對于監護權的相關規定已經明顯滯后，亟待修正。立法機關在修改監護權的規定的同時，亦需注意到監護權既有義務又有權利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