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被繼承人郝某生前有一套個人私產房屋(其妻十幾年前已經去世)，郝某共有子女四人，分別為郝甲、郝乙、郝丙、郝丁。郝某生前一直與長子郝甲生活在一起。2005年3月6日，郝某親筆書寫如下沒有標題的文字意見：“我一直居住在大兒子家，全家人對我很好，所以我把位于××路×號院的樓房兩居室給我的長孫郝小某。”2007年8月18日，郝某因病去世。郝某去世時，該套房屋仍登記在郝某名下。后郝乙、郝丙、郝丁要求按照法定繼承的原則分割該套房屋，郝甲和郝小某拿出郝某生前書寫的文件，主張該套房屋應歸郝小某所有。現就該文件的法律性質及該套房屋的歸屬產生如下分歧： 
      【分歧】
　　第一種觀點認為，該文件的性質為遺囑，因郝小某并非法定繼承人，故從嚴格意義上來說該文件應為遺贈。根據這份意思表示明確的遺贈，房屋應歸郝小某個人所有。
　　第二種觀點認為，該文件的性質應為贈與合同，但因為郝某生前并未辦理產權過戶手續，按照合同法的相關規定，贈與標的物為不動產的應當辦理產權變更登記手續后才能視為權利已經轉移。目前，應屬于贈與合同成立，但尚未履行階段。郝某去世后，該房屋的所有權已經轉化為郝甲等四兄弟共同共有狀態。繼承人有權根據合同法的相關規定行使任意撤銷權。故該房屋應當按照法定繼承原則在郝甲四兄弟之間進行分割。
　　第三種觀點也認為該文件的性質應為贈與合同，但與第二種觀點不同的是，認為贈與合同雖未履行，但該合同成立并已經生效，應當視為郝某生前的債務尚未清償。郝甲等四名繼承人在繼承郝某的遺產前應當先清償郝某生前的債務。同時，因贈與合同的任意撤銷權具有人身專屬性，該意思表示不能發生繼承。故該房屋應當歸郝小某所有。
　　【評析】
　　沈輝律師同意第三種觀點。具體理由如下：
　　我們先來分析郝某書寫的該份文件的法律性質。
　　按照我國《繼承法》第十六條第三款的規定：“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這應當是“遺贈”的法律概念和依據，由此可知，“遺贈”屬于“遺囑”的范疇。那么什么是“遺囑”呢?《繼承法》中并沒有給“遺囑”下一個法定的定義。《百度百科》中是這樣解釋“遺囑”的，即“人在生前或臨死前用口頭或書面形式囑咐死后各事應如何處理。”由這一解釋可知，遺囑所指向的核心內容應當是“死后如何處理”，并不包括生前事的處理。也就是說，贈與和遺贈都是要將自己的財產送給別人，但區別為是生前贈與還是死后贈與。針對郝某生前做出的這一文件，我們并沒有看到“我死后(或去世后)如何如何”的字樣。因此，這份書面文件的法律性質我們只能理解為贈與。這一點在雙方當事人經過幾輪磋商之后也達成共識，即此文件并非遺囑，而是一份贈與協議。故第一種觀點可以排除。
　　接下來，我們再來分析第二種和第三種觀點，這兩種觀點的分歧才是解決本案的關鍵所在。這兩種觀點都認可郝某生前書寫的文件為贈與合同，也都同意贈與合同的性質為單務、諾成合同。也就是說，自郝某書寫完畢這份文件之后，該贈與合同已經成立并生效，同時也都認可直至郝某去世前，這份合同沒有履行。理論的分歧在于這份生效的贈與合同在郝某去世后還能否履行并如何履行的問題。
　　第二種觀點認為，自2007年8月18日郝某去世的那一刻起，該套房屋的產權性質已經在無形中發生了重大變化，因為我們國家的民事法律是不支持死者仍然享有民事權利的。郝某去世后，該套房屋的實際所有權已經由郝某個人所有狀態變更為郝甲四兄弟共同共有狀態。再加之贈與合同單務、無償的性質，《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賦予其任意撤銷權：“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義務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現在，房屋的實際權利人已經發生了變化，新的產權人是否還愿意繼續履行贈與合同，應當從自己的意愿出發，而無須再考慮已經不能再稱之為民事權利主體的郝某的意愿。也有人提出意見，稱根據《物權法》第九十七條之規定“處分共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以及對共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作重大修繕的，應當經占份額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體共同共有人同意。”認為郝某去世后，在該套房屋未實際分割前，其權利狀態應為郝甲等四兄弟共同共有，現郝甲作為郝小某的父親，是同意將房屋歸兒子郝小某所有的，也就是說，四位共同共有人不能協商一致均同意履行合同，所以不能行使任意撤銷權。堅持第二種觀點的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先行按照法定繼承原則對該房屋進行分割，待每位繼承人所應繼承的份額具體化后，再根據各位繼承人的意見，看是否達到占份額三分之二以上的繼承人均不同意履行合同而定。
　　第二種觀點粗看頗為在理，而且在討論中一度占據上風。但該種觀點恰恰忽視了兩個重點問題：一是這份尚未履行的贈與合同是否應當認定為郝某的生前債務?因為根據《繼承法》第三十三條：“繼承遺產應當清償被繼承人依法應當繳納的稅款和債務，繳納稅款和清償債務以他的遺產實際價值為限。”持第二種觀點的人認為，此處“債務”應做限縮解釋，應當是指在雙務合同中被繼承人實實在在的債務。而鑒于贈與合同的單務、無償性，這種債務與雙務合同中的債務是有區別的，不應一概而論。筆者認為，這種解釋只能是持第二種觀點的人的一家之言，因為對于法條原意是做限縮解釋還是做擴大解釋，都不能隨意而定，或者有明確的規定，或者要分析其立法原意。繼承法及其司法解釋頒行至今已近二十年，時至今日我們國家的立法部門和最高司法部門也從未對此處的“債務”所指做出過明確的限縮解釋。繼承法的立法本意也是為了更好的保護債權人的利益，之所以作出上述規定也是為了更好的糾正我們國家長期以來不問緣由，不計遺產實際情況的“父債子還”觀念，以及“人死債消”的舊觀念。但無論如何，我們的立法并未對此處“債務”的范圍另行作出規定。因此，無論是雙務合同還是單務合同，無論是有償合同還是無償合同，因合同而產生的債務都是債務，是債務就應當清償，
　　二是贈與合同的任意撤銷權應當歸屬于誰?這種意思表示能否發生繼承?《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條明確規定“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義務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也就是說，任意撤銷權的主體僅限為“贈與人”，而并未包括其繼承人。撤銷權為形成權，是一種行為人的單方意思表示。一個人的意思表示是具有專屬性的，除非根據法定或約定的授權，否則其他人不能代替他人進行意思表示。那么意思表示能否發生繼承呢?筆者認為同樣不能。我國繼承法開宗明義說明其立法宗旨為“保護公民私有財產的繼承權”。換言之，只有財產權利是可以繼承的，被繼承人生前作出的意思表示是不能隨著財產權利的變更而發生變化的，對于具有人身專屬性的撤銷權這種意思表示也更不能被繼承人所繼承享有。
　　綜上所述，持第二種觀點的人正是忽視了這兩個重要的理論根據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