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王某與林某因股權轉讓發生糾紛，王某訴至法院后，申請保全了林某名下的一套房產，后法院判決林某償還王某5000萬元。在執行程序中，案外人鐘某向法院提出異議，稱其與林某已于1996在民政局協議離婚，林某所欠債務系在離婚后產生，屬于其個人債務。并且，在民政部門備案的離婚協議書約定，被保全的涉案房產歸其所有，多年來一直由其占有和居住，只是由于政策原因一直未能過戶，故請求執行法院停止對該房產的執行，并解除查封措施。

　　這個執行案件非常典型，將案件事實抽象以后就是：男女雙方在離婚協議中約定，登記在一方名下的共有房產歸另一方所有，但因故未能在離婚后及時過戶，后來一方因欠債被法院查封了其名下的該房產，另一方作為案外人提出了執行異議。此時，要不要保護案外人權益？在什么情況下保護？排除執行的法理依據又在哪里？

　　應該說，這種類型的案件共性很強，其裁判結論及裁判理由具有較大的普適性，但實踐中的做法，卻似乎并不統一。比如，有的法院是支持案外人異議的，有的法院則以房產登記在被執行人名下、案外人異議無法條依據為由，徑直駁回。而且，在執行異議制度確立后，近年該類案件有增多的趨勢，故值得引起重視和認真研究。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類案件的處理，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釋均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如何處理完全靠法官對案件的把握能力，靠法官解釋、理解適用法律的能力。由于沒有法律的明確規定，法官在裁判文書中對這類案件如何說理，如何在兩個平等的債權之間通過說理支持其中的一方，確實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我注意到，人民法院報曾在2015年，刊登了一文《離婚協議中不動產約定能否直接引起物權變動》，該文認為，“離婚協議中對房產的約定，能直接引起所有權的變動”，并以此作為排除執行的理由。

　　最近，《人民法院案例選》（201602），也刊載了廣州中院（2014）穗中法執復議字第101號“臧某執行異議案”，標題為《臧旭霞執行異議審查案——離婚協議是否具有物權變更效力》。關于保護案外人臧某權益的理由，該案例的裁判理由認為，“離婚協議中對于不動產歸屬的約定，對雙方具有約束力；雖未經登記，但在無善意第三人情況下，應認定發生物權變更效力”。 

　　本文認為，廣州中院的這個復議裁定，結論是正確的，但其裁判理由混淆了物權行為和債權行為，是極其錯誤的，是非常不可思議的。眾所周知，根據物權法規定，房產所有權轉移必須要登記公示才能發生法律效力，除非有法律的特別規定，例如該法28條規定的法律文書導致的物權變更自法律文書生效時發生效力等。

　　雙方對房產歸屬作出約定的離婚協議，當然是有效的，這自無疑問，但協議有效與物權變動無關，這同樣也沒有疑問。應當說，在當前法律框架下，離婚協議絕對不可能產生物權變動，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討論的余地。

　　因為，認為“離婚協議能產生物權變動”的觀點，直接否定了《物權法》的基石——物權法定原則，在大陸法系的成文法國家，這一結論觸犯了法律解釋的底線和原則，是無論如何不能被法律界所接受的。 

　　相對于刑法解釋要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民商法的解釋要自由一些。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想怎么解釋法律，就怎么解釋，其同樣要遵循一定的規則。認為”離婚協議一生效（甚至不需要民政局確認），約定的房產所有權無需登記即轉移“——就像《物權法》規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地役權那樣，司法者有什么權力通過法律解釋隨意創設一種新的債權意思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呢？

　　那么，如果不承認離婚協議能產生物權變動，那該如何說理呢？該如何保護案外人配偶的利益呢？在這方面，最高法院公報案例 2016年第6期，在鐘永玉與王光、林榮達案外人執行異議糾紛案中，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范本（本文開頭所舉案例即為該案的簡化），非常值得學習和借鑒（本案合議庭成員為姚愛華、王毓瑩、姜強）。這里，特將該判決書中本院認為的說理部分，全文貼出，以供參考：

　　本院認為，本案系案外人鐘永玉在王光與林榮達股權轉讓糾紛一案生效判決的執行中，對執行標的（訟爭房產）提起的執行異議之訴，請求排除執行的理由為股權轉讓關系發生之前該訟爭房產已在離婚協議中作為其與林榮達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分歸其和四名子女所有，因此，鐘永玉對本案訟爭房產是否享有足以阻止執行的實體權利是本案爭議的焦點。本院認為，鐘永玉對訴爭房產享有足以阻卻執行的權利。主要理由是：

　　一、現有證據不能證明鐘永玉與林榮達之間存在惡意串通逃避債務的主觀故意，鐘永玉與林榮達解除婚姻關系及有關財產約定的意思表示真實。根據原審查明的案件事實，王光與林榮達之間轉讓股權的時間為2009年9月，王光因該股權轉讓糾紛根據生效判決申請原審法院對訟爭房產進行查封的時間為2013年6月，此時訟爭房產登記在債務人林榮達個人名下。

　　鐘永玉一審中提供的復印自上杭縣檔案館的《離婚登記申請書》、《離婚協議書》、《審查處理結果》等三份證據，能夠證明鐘永玉與林榮達兩人于1996年7月22日達成的《離婚協議書》已明確將夫妻雙方共有的訟爭房產歸鐘永玉及其子女所有。上述《離婚協議書》系鐘永玉與林榮達兩人雙方自愿達成，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且兩人亦已依該協議并經行政機關批準解除婚姻關系，故一審法院認定該離婚協議合法有效，并無不當。

　　由于該《離婚協議書》簽訂時間(1996年7月)在先，法院對訟爭房產的執行查封(2013年6月)在后，時間上前后相隔長達十幾年之久，林榮達與鐘永玉不存在借離婚協議處分財產逃避債務的主觀惡意。據此，鐘永玉與林榮達在離婚協議中對于夫妻共同財產的處分行為亦屬有效。王光上訴認為鐘永玉與林榮達之間的離婚協議屬惡意逃避債務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關于鐘永玉對訟爭房產的請求權的內容問題（廬州判官注：由于該部分的說理屬于本案個性問題，對本文討論的問題意義不大，故在此省略）。

　　三、由于《離婚協議書》并不存在惡意串通逃避債務的問題，且鐘永玉對案涉全部房產享有請求權，因此，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鐘永玉依據《離婚協議書》對訟爭房產享有的權利是否足以排除執行。

　　在法律適用上，應當看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是針對執行程序中當事人提出執行異議時如何處理的規定。由于執行程序需要貫徹已生效判決的執行力，因此，在對執行異議是否成立的判斷標準上，應堅持較高的、外觀化的判斷標準。這一判斷標準，要高于執行異議之訴中原告能否排除執行的判斷標準。

　　由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八條的規定就應當在如下意義上理解，即符合這些規定所列條件的，執行異議能夠成立；不滿足這些規定所列條件的，異議人在執行異議之訴中的請求也未必不成立。是否成立，應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和異議人所主張的權利、申請執行人債權實現的效力以及被執行人對執行標的的權利作出比較后綜合判斷，從而確定異議人的權利是否能夠排除執行。

　　在本案中，鐘永玉與林榮達于1996年7月22日簽訂《離婚協議書》，約定訟爭房產歸鐘永玉及其所生子女所有，該約定是就婚姻關系解除時財產分配的約定，在訴爭房產辦理過戶登記之前，鐘永玉及其所生子女享有的是將訟爭房產的所有權變更登記至其名下的請求權。該請求權與王光的請求權在若干方面存在不同，并因此具有排除執行的效力。

　　首先，從成立時間上看，該請求權要遠遠早于王光因與林榮達股權轉讓糾紛所形成的金錢債權。債權的成立時間盡管并不影響債權的平等性，但是在若干情形下對于該債權能否繼續履行以及繼續履行的順序產生影響。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十條針對出賣人就特殊動產訂立多重買賣合同的繼續履行問題明確規定，在均未受領交付且未辦理所有權轉移登記手續的情況下，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買受人的繼續履行請求權就優先于其他買受人。以此類推，在本案情形，至少不能得出王光成立在后的債權具有優先于鐘永玉成立在前的債權的結論。

　　第二，從內容上看，鐘永玉的請求權系針對，并未指向特定的財產，訴爭房屋只是作為林榮達的責任財產成為王光的債權的一般擔保。在鐘永玉占有訴爭房屋的前提下，參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十條規定的精神可知，其要求將訟爭房產的所有權變更登記至其名下的請求權，也應當優于王光的金錢債權。

　　第三，從性質上看，王光與林榮達之間的金錢債權，系林榮達與鐘永玉的婚姻關系解除后發生的，屬于林榮達的個人債務。在該債權債務發生之時，訴爭房屋實質上已經因鐘永玉與林榮達之間的約定而不再成為林榮達的責任財產。因此，在王光與林榮達交易時以及最終形成金錢債權的過程中，訴爭房產都未影響到林榮達的責任財產。在此意義上，鐘永玉的請求權即使排除王光債權的執行，也并未對王光債權的實現形成不利影響。

　　第四，從發生的根源上看，訟爭房產系鐘永玉與林榮達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因合法建造而產生的夫妻共同財產，在鐘永玉與林榮達婚姻關系解除之時約定訟爭房產歸鐘永玉及其所生子女所有。從功能上看，該房產具有為鐘永玉及其所生子女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與王光的金錢債權相比，鐘永玉及其子女享有的請求權在倫理上具有一定的優先性。

　　綜上所述，本院認為，基于鐘永玉與王光各自債權產生的時間、內容、性質以及根源等方面來看，鐘永玉對訴爭房產所享有的權利應當能夠阻卻對本案訟爭房產的執行，鐘永玉提起執行異議請求阻卻對本案訟爭房產執行的理由成立，一審法院判決停止對訟爭的位于福建省上杭縣和平路121號房產的執行正確，應予維持。王光上訴請求撤銷該項判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在這份判決書中，裁判者通過在女方鐘永玉對訴爭房屋的債權請求權和申請執行人王光的金錢債權之間作出權衡，通過比較鐘永玉與王光各自債權產生的時間、內容、性質以及根源四個方面，得出鐘永玉對訴爭房產所享有的權利應當能夠阻卻對本案訟爭房產執行的結論。

　　本文認為，除了純粹從法理上擺事實、講道理外，通過類比搜索相關法條，通過體系解釋的方法，可以發現能夠參照的類似法條有兩處，這兩處法條都能用來得出排除執行的裁判結論。一處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6條第1款，該款規定如下：

　　金錢債權執行中，案外人依據執行標的被查封、扣押、凍結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書提出排除執行異議，人民法院應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一）該法律文書系就案外人與被執行人之間的權屬糾紛，判決、裁決執行標的歸屬于案外人且其權利能夠排除執行的，應予支持；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在查封之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書，如果確認執行標的歸屬于案外人，根據《物權法》28條，由于該執行標的所有權已轉移，此時法院要予以支持的。那么，進一步思考，在查封之前民政局確認并備案的離婚協議，如果該離婚協議也確認執行標的歸屬于案外人，那法院要不要支持呢？

　　都是向案外人確認房產歸屬的文書，一個是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文書，一個是司法機關作出的法律文書，如果將“民政局確認并備案的離婚協議”類比為《異議復議規定》第26條中的“另案生效法律文書”，那應該也是可以排除執行的。

　　如前所述，民政部門作為專門辦理離婚手續的行政機關，雖然其對財產分割協議的確認不能直接產生物權變動，但這種確認也有一定的效力，司法機關完全可以將其作為排除執行的一種重要參考依據。

　　另外一處可以類比的支持法條，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17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8條，該28條規定如下：

　　金錢債權執行中，買受人對登記在被執行人名下的不動產提出異議，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權利能夠排除執行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簽訂合法有效的書面買賣合同；

（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該不動產；

（三）已支付全部價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約定支付部分價款且將剩余價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執行；

（四） 非因買受人自身原因未辦理過戶登記。

　　這個28條的法理在于：現實生活中，買受人簽訂房屋買賣合同之后，往住因登記制度不完善等各種原因未能及時過戶，在該段時間內，房屋仍然登記在賣房人名下，當賣房人的其他債權人要求就該房產受償時，執行法院應在一定條件下保護無過錯不動產買受人的物權期待權。

　　法律的公平公正性，在沒有明確依據時，是要靠體系解釋比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既然無過錯不動產買受人的物權期待權要保護，那離婚中無過錯配偶一方對約定房產的物權期待權，似乎也沒有非常強的理由不保護。否則，對離婚的配偶一方是不公平的。

　　而且，就本文開頭所舉的案例中的鐘某，通過對比28條成立的四個要件，可以發現鐘某完全滿足：第（一）項“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簽訂合法有效的書面買賣合同”，顯然相當于“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辦理合法有效的離婚協議”；第（二）、（四）項顯然也符合；第（三）項則不存在符不符合的問題。所以，既然離婚中無過錯配偶一方也滿足這四個條件，自然可用這個法條的立法精神，作為排除執行的間接參照。

　　離婚協議中對房產歸屬的約定，能否排除強制執行？對于這個問題，似乎并不能一概而論。本文認為，執行法院應當根據具體案情，在女方對訴爭房屋的債權請求權和申請執行人的金錢債權之間作出權衡和比較，重點考察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案外人與被執行人之間是否存在惡意串通逃避債務的主觀故意？二是離婚協議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發生于查封之前？有無倒簽日期騙取民政部門的確認？三是執行債務與離婚協議產生的具體時間？

　　在全面考察以上因素后，執行法院應當慎重考慮，通過靈活解釋法律，在一定條件下作出裁判停止對相關涉案房產的執行，以保護無過錯一方配偶的合法權益，從而實現公平正義。